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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祭结束后，他们对尸体进行肢解，剥下皮肤，宰割血肉，举办食人宴，代表太阳神对信徒的飨赏。这个过程很容易感染西班牙人身上携带的病毒。

对于西班牙人来说，天花是老朋友，体内有相应的防御机制；阿兹特克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

8月，西班牙人长驱直入，摧毁了阿兹特克。

瘟疫对于阿兹特克灭国的影响要综合看待，瘟疫带来了军队的减员，更带来了宗教的瓦解。特诺奇提特兰付之一炬。后来，墨西哥人在废墟上建立了墨西哥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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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驶向白夜广场的车上，郑晓回忆着“瘟疫殖民”的故事，她觉得自己算是理解了祝立新的意思：一场瘟疫，和一场暗含政治、宗教、文化意义的瘟疫是不同的。需要格外当心事物造成的影响超过事物本质，超过之前尚可预防，超过之后难以善了。看来他也不赞成“善了”甬江的疫情。

但这份理解好像还不够，不够深入，不够完善，忽略了一些关键的信息。

他到底是想暗示什么呢？他是想说这场疫情是人为的？是政治的副产品？是战争的新形式？实话说，这样的猜测无人不有，市井坊间、互联网上都传得沸沸扬扬，她也这么怀疑，甚至怀疑祝立新就是帮凶之一……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证据，而且，倘若疫情真是生化武器投放的结果，那么这场战争的胜者又在哪里呢？

郑晓按着太阳穴，思索的当口，车拐了个弯，窗边倏地飘起闪烁耀目的霓虹。车开进市中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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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，祝立新同她讲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，那些故事有些平淡如水，有些耸人听闻，不知道有多少可信度。

讲的时候，他把手心攥着的圣牌收回了包里，像是刻意的举动。

当时他们离开酒店，走向酒店后面的街坊。那里围满了重建工程，留下一块“飞地”。飞地两边栽着银杏树。现在正是银杏果成熟的季节，掉到地上的烂果子混合着泔脚狗粪，臭到人发昏。

很多小摊生意聚集着，烧烤摊、糖水铺、首饰店应有尽有。曾有政府人员来这边整顿，被群殴成残废，后来就没人管了。

正午的阳光洒在街上，人来人往，大家都盯着郑晓脸上的防护面罩看，那眼神好像在骂她胆小鬼。

“我在东海大学读书的时候，这里就是现在这样，一直没变过。”祝立新的语气有些怀念。

祝立新说，他一开始不是学生物的。刚入学的时候，他读的实验班，什么都学一点。他的父母都是搞生物研究的，父亲所在的单位甚至与生物战剂有关，他们希望他也学这个，但他不乐意，分流去了偏社会科学的方向，还辅修了文学。难得的叛逆之举后来救了他的命。

马上，“丧尸病”爆发了，发病的患者通过伤人、杀人、强/奸，将病毒以恐怖的方式传播开去，社会完全乱套。

大家仇恨病毒，连带着病患也一起恨。最开始把病毒带进中国大陆的人被咒为“毒王”，他留下的妻儿都被人杀害了。那是一段很混乱的时期，人们互相攻讦，揭发身边的“高危行为”，揭发没有被追踪到的“密接”、“次密接”。这些“犯人”的“罪名”是由卫生部门或防疫部队核定的，一旦成立，很难有申辩机会，不经法律程序，“犯人”直接被防疫部队押到专门的场地枪毙，尸体焚化。后来有人统计，根据“高危行为”被定罪科刑处死的人，甚至比死于病毒的人还多。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，导致火葬场超负荷运作，没过多久，亲属领取骨灰的通道就被关闭了，尸体一批一批地火化，骨灰只能汇在一起，就近掩埋或投海。

关于病毒的由来，说法莫衷一是，各国政府、国际组织互相推诿责任。当时出现了一种声音，称ICV是生化实验室操作不当泄露出来的，天灾其实是人祸。登时民怨沸腾，迫使政府烧毁生化实验室，批判研究人员。祝立新的父母无法承受羞辱，抱在一起投江，尸体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被鱼啃了大半。

祝立新没能去收殓父母的遗体，至今不知道他们埋在什么地方。

他当时中断了学业，报名去医疗物资运输干线，承担繁重的物流工作。他努力表现，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，就盼望着有一天，万一上面的人注意到了他家里的“问题”，能看在他赎罪态度良好的份上网开一面。

10月6号的中午，警方把电话打到他单位的座机上，是工友接的。吃饭的时候，工友告诉他说，他爸妈投江了，在岸上留下一封遗书，人目前还没捞到，估计是活不成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会儿他感觉不到伤心，随便应了几声，马上放下饭碗投入到工作中去，在纸板箱堆成的小山上攀爬，分拣一件又一件物资——虽然工作的理由已经找不到。他那天在分拣室里待了很久，从早上六点干到凌晨三四点，天将亮了才浑浑噩噩地回到宿舍，一踏进门里就晕过去了。

悲痛和疲劳让他患上了肺炎。

在那个时期，他们买药不仅需要处方单子，还需要单位出具员工非ICV患者、无“高危行为”……的“十八无”证明。这张证明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恐怕就是讨好领导两句的事；但对于家里有“问题”，父母还“畏罪自杀”的祝立新来说，